蓝房子
发布人:艺文志   来源:熬吧官网   日期:2011-12-2   点击率:

蓝房子

 

北岛

 

 

  六七十年代,不合时代潮流的托马斯受到同行们恶狠狠的攻击,骂他是“出口诗人”“保守派”“资产阶级”。记得有一次我问他生不生气。“我倒想说不,可我能不生气吗?” 

  

  一

  蓝房子在斯德哥尔摩附近的一个小岛上,是瑞典诗人托马斯·特朗斯特罗默(Tomas Transtromer)的别墅(注:瑞典诗人托马斯·特朗斯特罗默是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。此文作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)那房子其实又小又旧,得靠不断翻修和油漆才能度过瑞典严酷的冬天。今年三月底,我到斯德哥尔摩开会。会开得沉闷无聊,这恐怕全世界哪儿都一样。临走前一天,安妮卡(Annika)和我约好去看托马斯。从斯德哥尔摩到托马斯居住的城市维斯特若斯(Vasteras)有两个小时路程,安妮卡开的是瑞典造的红色萨巴(Saab)车。天阴沉沉的,时不时飘下些碎雪。今年春天来得晚,阴郁的森林仍在沉睡,田野以灰蓝色调为主,光秃秃的,随公路起伏。

安妮卡当了十几年外交官,一夜之间变成上帝的使者——牧师。这事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儿不可思议,好像长跑运动员,突然改行跳伞。安妮卡确实像运动员,高个儿,短发,相当矫健。我八一年在北京认识她时,她是瑞典使馆的文化专员。西方,那时还是使馆区戒备森严的铁栏杆后面一个相当抽象的概念。我每次和安妮卡见面,先打电话约好,等她开车把我运进去。经过岗楼,我像口袋面往下出溜。

八三年夏末,一天中午,我跟安妮卡去西单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吃饭。下车时,她给我一包东西,说是托马斯最新的诗集《野蛮的广场》,包括马悦然(Gran Malmqvist)的英译稿和一封信。马悦然在信中问我能不能把托马斯的诗译成中文,这还是我头一回听到托马斯的名字。

回家查字典译了九首,果然厉害。托马斯的意象诡异而辉煌,其音调是独一无二的。很幸运,我是他的第一个中译者,相比之下,我们当时处于一个很低的起点。

八五年春天,托马斯到北京访问。我到鼓楼后边的竹园宾馆接他。那原是康生的家,大得让人咋舌。坐进出租车,我们都有点儿尴尬。我那时英文拉不开栓,连比划带迸单词都没用,索性闭嘴。最初的路线我记得很清楚:穿过鼓楼大街,经北海后门奔平安里,再拐到西四,沿着复外大街向西……目的地是哪儿来着?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,于是那辆丰田出租车开进虚无中。只记得我紧张地盯着计价表上跳动的数字:兜里钱有限。

没过两天,我又陪托马斯去长城。那天作家协会出车,同行的还有《人民画报》社瑞典文组的李之义。他把作协的翻译小姐支走,小姐也乐得去买买衣服。李之义是我哥们儿,没的说,除了不得不对司机保持必要的防范。那年头,我们跟托马斯享受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:坐专车赏景,还在长城脚下的外国专家餐厅蹭了顿免费的午餐。

那天托马斯很高兴,面色红润,阳光在他深深的皱纹中转动。他触摸那些城垛上某某到此一游的刻字,对人们如此强烈的要被记住的愿望感到惊讶。我请他转过头来,揿动快门。在那一瞬间,他双手交叉,笑了,风掀起他开始褪色的金发。这张照片后来上了一本书的扉页。那书收入托马斯诗歌的各种译文,包括我译的那几首。

快到维斯特若斯,安妮卡用“大哥大”和托马斯的妻子莫妮卡(Monika)联系,确认高速公路的出口和路线。托马斯住在一片灰秃秃的没有性格的排房里——我紧跟攥着门牌号码的安妮卡东奔西突,在现代化的迷宫寻找托马斯。

  他出现在门口,扔下拐棍,紧紧搂住我。那一瞬间,我真怕我会大哭起来。莫妮卡说:“托马斯正要出去散步……看看我们的托马斯,要不是这两天感冒,简直像个明星……”待坐定,我才能真正看到他。他的头发全白了,但气色很好,眼睛恢复了中风前的镇定。

  一九九○年十二月,我得到托马斯中风的消息,马上给莫妮卡打电话。她哭了,“托马斯是个好人……他不会说话了……我能做什么?”莫妮卡是护士,托马斯中风后她辞了职。九一年夏天我来看望他们,托马斯显得惊慌而迷惘。他后来在诗中描述了那种内在的黑暗:他像个被麻袋罩住的孩子,隔着网眼观看外部世界。他右半身瘫痪,语言系统完全乱了套,咿咿呀呀,除了莫妮卡,谁也听不懂。只见莫妮卡贴近托马斯,和他的眼睛对视,解读他的内心。她也常常会猜错,托马斯就用手势帮助她。比如把时间猜成五年,手指向右增加,向左减少,微妙有如调琴。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,这在托马斯和莫妮卡的现实中是真的,他们跨越了语言障碍。

  如今托马斯能说几句简单的瑞典话,常挂在嘴边的是“很好”。托马斯,喝咖啡吗?——很好。去散散步吧?——很好。要不要弹钢琴?——很好。这说明他对与莫妮卡共同拥有的现实的满意程度。我给托马斯带来一套激光唱盘,是格林·高尔德(Glenn Gould)演奏的巴赫第一、第五和第七钢琴协奏曲,他乐得像个孩子,一个劲儿向莫妮卡使眼色。在我的请求下,他用左手弹了几支曲子,相当专业。弹完他挥挥手,抱怨为左手写的谱子太少了——如今莫妮卡“翻译”得准确无误。

  女人们去厨房忙碌,我和托马斯陷入头一次见面的尴尬中。我说了点儿什么,全都是废话。我剥掉激光唱盘上的玻璃纸,把唱盘交给托马斯。放唱盘的自动开关坏了,用一根黑线拴着,托马斯熟练地把唱盘放进去。在高尔德演奏第一协奏曲的前几秒钟,他突然大声哼出那激动人心的第一乐句,吓了我一跳。他两眼放光,让位给伟大的钢琴家和乐队,自己摸索着坐下。音乐给我们沉默的借口。

  茶几上,那团成一团的玻璃纸,像朵透明的花慢慢开放。

   

  二

  蓝房子里挂着一幅多桅帆船的油画,是托马斯的祖父画的。这房子至少有一百五十年历史了。由于保暖需要,天花板很低,窗户小小的。沿着吱吱作响的楼梯上楼,一间是卧室,一间是托马斯的小书房,窗外就是树林。托马斯的很多意象与蓝房子有关。

  我头一回见到蓝房子是八五年夏天,即我陪托马斯游长城的半年以后。那时我像只没头苍蝇,在官僚的玻璃上撞了好几个月,终于有只手挥了挥,把我放了出去。

  托马斯笑呵呵地在蓝房子外迎接我。在场的除了马悦然和夫人宁祖(她去年因癌症过世),还有他们的学生碧达(Britta)和安妮卡。安妮卡来晚了,她刚从北京调回瑞典外交部。如果时光是部影片的话,我非把它倒回去,让那个时刻放得慢一点儿,或索性定格。那时托马斯爱开玩笑,壮得像牛;宁祖活得好好的,大笑个没完;安妮卡年轻得像个大学生,精力过人,好像直接从北京游过来似的。

  瑞典的夏天好像钟停摆——阳光无限。坐在蓝房子外面,我们一边喝啤酒,一边尝莫妮卡做的小菜,话题散漫。瑞典文和中文近似,有两个声调。两种语言起伏应和,好像二重唱。那年蚊子特别多,逆光下呈雾状,挥之不去,让人心烦意乱。而托马斯坐在蚊子中间若无其事。蚊子不咬他,他也不驱赶,似乎达成了一个秘密的和平协议。

  托马斯给我看了他刚刚完成的诗作《上海》(题目后来改成《上海的街》)。开头两句是:“公园的白蝴蝶被很多人读着。/我爱这菜白色,像是真理扑动的一角。”这意象来自他上海

  的经历。从北京到上海,没人陪同,使馆要他把所有发票都保存好。发票多半是中文的,他正着看倒着看都没用。那上海闲人多,估摸这奇怪的动作招来看热闹的,于是发票变成了白蝴蝶,被很多人读着。

  托马斯是心理学家,在少年犯罪管教所工作。依我看,这职业和诗歌的关系最近,诗歌难道不像个少年犯吗?在二十三岁那年,托马斯靠他的第一本诗集《诗十七首》把瑞典文坛给镇了。即使现在看,那些诗也近于完美。他写得很慢,一辈子只有一百多首诗,结成了全集也不过一本小书而已,但几乎首首都好。那是奇迹。

  我们又回到一九九八年,在晚饭前喝着西班牙开胃酒。我问起托马斯的写作。他从抽屉里找出两个八开的横格本。九○年十二月是个分水岭,以前的字迹清晰工整,中风后改左手写字,像是地震后的结果,凌乱不堪。一个美国诗人告诉我,当年托马斯来美国访问,人一走,有人把摹仿他诗句的纸条塞进他住过的房间,再找出来,宣称是伟大的发现。他们要能看到这原稿,还了得?

  六七十年代,不合时代潮流的托马斯受到同行们恶狠狠的攻击,骂他是“出口诗人”“保守派”“资产阶级”。记得有一次我问他生不生气。“我倒想说不,可我能不生气吗?”

  如今时代转过身来,向托马斯致敬。他接连得到许多重要的文学奖。莫妮卡告诉我,前不久,他俩去斯德哥尔摩美术馆,被一个导游认了出来,他大声向观众们说:“这是我们的托马斯!”全体向他们鼓掌。

  一九九○年初,我漂流到瑞典,在斯德哥尔摩一住就是八个月。八五年那个令人晕眩的夏天一去不返。我整天拉着窗帘,跟自己过不去。若没有瑞典朋友,我八成早疯了。

  那年我常和托马斯见面。

  一张托马斯在花丛里的照片上标明:九○年八月四日。那天早上,我和李笠乘轮船直奔蓝房子,结果坐过了站,被抛在另一个岛上,下一班船要等好几个钟头。李笠说服了一个住在岛上的老头,用汽艇把我们送过去,老头说什么也不肯收钱。

  那天布罗斯基也在。他七二年离开俄国,再也没回去过。几乎每年夏天,他都到斯德哥尔摩住一阵,据说是因为这儿的环境气候最像他的老家彼得堡。我头一眼就不喜欢他,受不了他那自以为是的劲头。此后又见过面,都改变不了这第一印象。布罗斯基对托马斯倒是很恭敬。他曾老老实实承认,他的某些意象是从托马斯那儿“偷”来的。

  我们坐在阳光下喝啤酒,懒洋洋的。大家倚在蓝房子的扶手台阶上,用Polaroid照相机轮流拍照。他们的小女儿玛利亚(Maria)帮忙收拾杯盘,她长得很像莫妮卡。他们有两个女儿,都住在斯德哥尔摩。

  李笠、布罗斯基和玛利亚赶傍晚的一班船回斯德哥尔摩,我留下来,住在蓝房子旁边的一栋小木屋里。那夜,我失眠了。树林里的猫头鹰整夜哀号。

  算起来,从那时到托马斯中风只剩下四个月。只有托马斯自己,在七四年发表的惟一一首长诗《波罗的海》预言了这场灾难。八月初,我从瑞典搬到丹麦,临走前跟托马斯夫妇来往最频繁。他们一到斯德哥尔摩,马上打电话过来。和中国人在一起,饭局是少不了的,几杯酒下肚,托马斯总是半开玩笑地对我说:“我从没见过像你这么高的中国人。”

  十一月初,我在丹麦奥胡斯(Aarhus)刚落脚,托马斯就跟过来朗诵。我像傻子一样,坐在听众中间。现在想起来,那是天赐良机,在托马斯即将丧失语言能力以前。他嗓子有点儿沙哑,平缓的声调中有一种嘲讽,但十分隐蔽,不易察觉。他注重词与词的距离,好像行走在溪流中的一块块石头上。朗诵完了,听众开始提问。有个秃顶男人和托马斯争了起来。我还是像傻子一样,头在瑞典语和丹麦语之间扭来扭去。我从来没见过托马斯这么激动过,他脸红了,嗓门也高了。

  朗诵会后,主持人请我们一起吃晚饭。问起刚才的争论,托马斯只说了一句:“那家伙自以为有学问。”我想为一起来听朗诵的同事安娜讨本诗集,他把手伸进书包,孩子似的做了个鬼脸——没了。没了?我有点儿怀疑。没了!他肯定地说。

  一个月后,他拒绝再和任何人争论。听到他中风的消息,我很难过,写了首诗给他,听莫妮卡说他看完掉了眼泪:“你把一首诗的最后一句/锁在心里——那是你的重心/随钟声摆动的教堂的重心/和无头的天使跳舞时/你保持住了平衡……”

  一晃七八年过去了,托马斯真的保持住了平衡。

  我第二天一早飞回美国,得早点儿动身回斯德哥尔摩。晚饭吃得早,有鱼子酱、沙拉和烤鱼,餐桌上点着蜡烛,刀叉闪闪。烛光中,托马斯眼睛明亮。莫妮卡时不时握握他的手,询问般地望着他。饭后,我们回到客厅,打开电视,正好是晚间新闻。政客们一个个迎向镜头,喋喋不休。莫妮卡和安妮卡笑起来,而托马斯表情严肃,紧盯着电视。一会儿,莫妮卡关上电视,端出她烤的苹果馅饼。我们正有说有笑,托马斯又用遥控器把电视打开。莫妮卡告诉我,托马斯觉得有责任监督那些愚蠢的政客。

一九九○年夏天,我的确在蓝房子过夜时失眠,莫妮卡证实了这一点。那么第二天早上干什么来着?对了,我跟托马斯去采蘑菇。我们穿上长筒胶靴,笨拙得像登月的宇航员。走着走着下起雨来,林中小路更加泥泞。托马斯走在前头,用小刀剜起蘑菇,搁嘴里尝尝,好的塞进口袋,坏的连忙吐掉,说:“有毒。”

 

■北岛:诗人,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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