艾国柱
发布人:艺文志   来源:熬吧官网   日期:2011-4-25   点击率:

 艾国柱 

|阿乙

 

   开始有风了,白虎巷摊上的人都走了,艾国柱也想走,却还是缩着身子坐住了。对面的何水清在向公安局司机小刘隆重介绍手中的白烟,后者接过两根走掉后,何水清转过身来说:“我就是你的果啊。”

   以前,何水清是眼睛长在颅顶的人,每周一戴着墨镜,开着吉普,尘烟滚滚地去乡下上班,在那里泡热水脚,一心等周末开车回红乌镇。如此几年,忽然在去年留下五四枪及存折,和当地一位女老师失踪了。人们以为世间最惨莫过于何妻,她在意识到这罕见的背叛后带领牌友杀到女老师家中,将后者父母双双骂哭,人们又说这造下了孽。

   三个月后,蓬头垢面的何水清和女老师回到红乌镇,人们看见他们在汽车站外分手,何水清还擦拭了她的泪痕,却不知她去哪里了。数日后,钓鱼人在护城河绿堤发现一具女尸,气体将紫黑色的腹部撑得像只地球仪,上衣的几只扣子都撑飞了,苍蝇正嗡嗡地来回飞舞。

   死者家属捡走农药瓶,抬尸到公检法三家示威,要求验尸为他杀,这件事到纪委那里被断为“民愤极大”,何水清因此被罢免派出所长、副科级。死者家属不服,扯横幅继续上访,终是将何水清的编制也拿下了。这样的罢免也许算不得什么,要命的是熟人们的眼神,明面看来是关切的,里头却深藏着耻笑,因此当李局长问他要不要到治安大队帮忙时,他拒绝了,改去门户紧闭的档案室。

   何水清说:“我是带着奔赴圣地的热情上路的,一直坐到火车能开到的地方才下车。在那里,城楼像想象的那样,放射着金针,而车辆接连奔行,发出哗哗的声音,我拥抱着沫沫,庆幸我们渡尽劫难,苦尽甘来。可是接下来的每件事都在告诉我:红乌容不下我们,这座城市也不会。

   “一般的电影到最后才会释放出光明,而电影也就此戛然而止。它不往下讲,是因为它觉得幸福是显而易见的,不用赘述,可是我现在却知道这其中的缘由,当我们翻过苦难的大山,看到的山的另一面其实还是苦难——它们是在逃避。我现在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出去的红乌人最后都灰溜溜地回来了,因为上帝从未许诺,只要你离开了,就可以得到。相反,他一早就将我们圈限在红乌,让我们翻身不得。你看看守所的老犯人,放出去了还是想办法闹点事,好再抓回来,为的就是要在臭烘烘的地方活下去。

   “我回来了。火车开过红乌时[1],我已经预知将要受到的嘲笑,就像振翅的鸡飞上天,落地后难免要为别的鸡啄伤,而且我也看到沫沫脸上的死气,就像我来这里前在求知巷看到的老师,脸面煞白,眼神直勾,没有光,可这些都不能超越我在城市地下通道所感受的绝望。我跪伏在那里,看一双双鞋经过,它们无论怎么饿怎么冷,都会安然走回家,而我却连一床温暖的被褥都没有。因为饥饿,我和沫沫的关系变得异常冰冷。

   “在没乞讨前,我曾经在马路边等一个下午,为的是把路人等光,好到垃圾桶取半块面包。终于吃到时,我热泪盈眶,有一片屑儿掉下去,我快捷地蹲下去拈起它,塞到嘴里,然后就在这一瞬间,我看见面前站着一个中年人,他给了我六块五毛钱。我干别的什么都赚不来六块五毛钱,但当我将手伸进垃圾桶时,它来了。因此我一下清楚了自己在城市里的命运。我在红乌时怀才不遇,总想出走,就像你这样,但我现在知道,只有这个地方适合我。”

   何水清这个曾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过诗歌的城镇作家现身说法,让艾国柱颇难对付,而他绝不会是最后一个说客。自打几年前流露出走的意思来,艾国柱就意识到红乌镇布下了一张严密的网。姐姐总是像打货一样,打回来一批又一批姑娘的信息,不是说长的好就是说工资高,为的是赶紧找一个温柔的笼子,将野兽困住。而那些熟人则毫不客气地说,你放着这么好的工作不要,不是轻视人吗?

   外边的城市则像何水清说的那样,曾两次拒绝他。城市总是一个样子,长着青硬的楼宇,行走着戴眼镜的知识分子,像一个傲慢的姑娘,将来者审判为一个明显的乡下佬。在第一个城市,他因不会使用电梯而羞惭,而第二个城市的面试间则端坐着十几个严肃的人,将他像一只小老鼠筛来筛去,以至让他的身体产生触电般的震颤。当他铩羽而归时,父亲控制不住笑起来,那既是耻笑,也是庆幸。这笑容很快传染给所有家人,他们将被窝掖得深深的,厚厚的,像掖一个深渊。

   现在,他还是要出去。

   他本来并不这样。在他还小时,父亲用起名的方式规划了他的一生[2]。他也一直努力走在这条从政的路上:师专毕业后考公务员,到司法局混迹,因为材料写得好被借调至县委办,并正式调入县委办。人们看着他时就像看着一个王储,眼神里带有亲密,他也习惯在这样的注视下春风得意地走。可是启示还是在一个夏夜出现了,那夜之后,所有粘着在他身上的荣耀都碎成粉末。

   那夜,他走到人工湖边,准备收割一个叫王娟的姑娘,他喜欢她衣领下微露的乳房,以及从那白嫩处渗出的令人呼吸紧促的细密汗珠。可是等到这个只是在医药公司卖药的姑娘走来时,他却看见她脸上细微的倦怠。她像枚剪影坐于石凳,注视着空寞的对岸,随意说着什么,他一句也听不进,全身的力量都用在右手指了,它们像蚂蚁那样在一尺之间缓慢移动。终于趁着一个看似无意的机会,他将手指触碰上她的手指,然后是没有呼吸了地等待,要是过了几秒钟她的手还在,那就将它捏住,可她恰在此时将手抽走,压到大腿下。

   他说了些话来弥补尴尬,然后无话,两人沉默地看着泛着微光的人工湖,直至水波荡漾,地皮震动,对岸传来越来越强烈的轰隆声。

   不一会,火车驶过湖对面的铁路坝。它照映在湖里,就像一只缓慢游弋的红鲤鱼,看起来要游很久,可当你再次看时,它已消失在巨大的暗青色里,就像从来没来过一样。她叹息一声“深圳啊”,走了,泪水挂在娇小的面庞上。

   他开始不顺心起来。他中了这个因母病从外地归来的女孩的蛊,变得像竹林七贤一样放荡,在一下不能出门时,接二连三地恋爱。起初他还相信这是一件极讲缘分的事,里边自有奇妙的哲理,比如世界有25亿男子,也有25亿女子,为何独是我们聚在一起;比如我考公务员少几分,就得去乡下教书了,就无法在红乌镇和你天天碰面了。如此种种,都是偶然,都是命运。可是在一次相亲途中,他突然醒悟过来,这不过是自欺欺人。当时他撞见政府办的小李,问:“你去干什么?”

   “去实小看一个老师。”

   “是吗?听说她皮肤很白。”

   “鬼话,脸上长了痦子的。”

   他什么好奇心都没有了。这所谓的主宰不过是小城里的几个媒婆,只要出现一个从乡下调上来的女子,她们就会组织所有合适的单身汉去参观。当你坐上一趟飞越太平洋的飞机时,你的邻座可能来自澳洲,也可能来自南美,你可能知道偶遇的含义,但当你坐上的只是一辆红乌镇的人力三轮车,那你便只能看见熟人点头,他们“小艾”、“小艾”地叫唤着,像无耻的姨爹。

   一次打牌的经历加速了艾国柱的出走日程。那天他、副主任、主任以及调研员按东南西北四向端坐,鏖战一夜后,调研员提出换位子,重掷骰子,四人恰好按照顺时针方向往下轮了一位,艾国柱就是在这时看见极度无聊的永生:20来岁的科员变成30来岁的副主任,30来岁的副主任变成40来岁的主任,40来岁的主任变成50来岁的调研员,头发越来越稀,皱纹越来越多,人越来越猥琐,一根中华烟熄灭了,还会点起烟头来抽。

   因为虚与委蛇太久,战罢,艾国柱在卫生间呕吐起来。

   2000108日这个夜晚,艾国柱本来想和何水清分享一个痛苦的梦,但当他看见后者张开鲜红的牙腔,极度贪婪地吃着卤制品时,他放弃了。在梦里,他扑腾着手脚,竟然脱离了地面,他为此兴奋,一上午都在玩这个游戏,可是等疲惫了时,却猛然看见地底下跟着一只眼露凶光的巨鼠。他为此逃远了,可等到他着落于一棵树时,又惊愕地看见它奋蹄追来,那竖起的皮毛正散发着激情的光芒呢。在到达树根后,它弓满身子,朝上一跃,竟差点将他捞下来。老鼠可是不会飞翔,但它明显已经统治大地和水域,让他永不能着陆。在梦的最后,他的四肢因为扑腾过度而僵硬,他绝望地看了眼空荡荡的天,笔直掉下来。

   他不能给这个梦以合理的解释,只是感觉到一阵恶心。而现在那个吃出巨大声响的何水清也让他感到恶心,他想说明四点:你失败不代表我失败;即使所有人失败,也不代表我失败;即使我已失败过两次,也不代表会失败第三次;即使第三次失败了,那也比现在强,我不能在临死前追悔莫及。

   可他没说,他只是给何水清倒酒。明天一早他就坐中巴离开红乌了,这是最重要的,那时爷爷也许要背着被褥扯住他,威胁要带着年迈的他走,那才是最麻烦的事情。

   何水清的白烟抽完了,艾国柱拿出芙蓉王,他摆了摆手,“我只抽混合型的,”这是何水清从外地带回的唯一财产,“在那里男女老少都抽白烟,我开始抽不惯,后来抽了,就觉得痰少,不恶。”

   “何所长,我帮你去买吧。”

   艾国柱知道对方是这个意思。这样也好,烟买回来了,自己也好开口说走了,何水清叮嘱了一句,“一般小卖部买不太到,你到超市看看。”

   连包白烟都买不到,这鸟地方,他想。他走出白虎巷,穿过建设中路,朝东往超市走去了。风灌了几下他的眼睛,他加紧脚步,看见一团黑影像蚂蝗一样巴在垃圾桶上,大口喷着口臭。他想,就是变成这个样子,那个叫上海的地方他还是要去,去了就不回了。

  

   注1:火车不在红乌停靠,因此何水清坐火车只能路过红乌,并在大站下来改乘中巴,才能回到红乌。

   注21973年艾国柱出生时起名艾学军,三年后周恩来、朱德、毛泽东先后去世,艾父因此将之更名为艾国柱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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