羽戈: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学会忍受孤独
发布人:艺文志   来源:熬吧官网   日期:2011-12-14   点击率:

羽戈: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学会忍受孤独

 

采访|王来扶

 

 

(注:本文曾发表于2010年7月《书声》电子杂志。《书声》即现《艺文志》前身。)

 

 

羽戈,知名青年学者、时评人,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,皖北人。其自我介绍:“生于忧患,长于清贫。二十八岁的生命充满了无可索解的矛盾:习法学四载,最终却远离法律;恐惧文字的无力感,却依赖文字而生存。现为伪独立学者、不自由撰稿人,一面写评论为稻粱谋,一面关注宪政理论及政治哲学。”撰有随笔集《从黄昏起飞》(花城出版社,2008年)、影评集《穿越午夜之门——影像里的爱欲与正义》(花城出版社,2009年)、历史评论集《百年孤影》(东方出版社,2010年)。

 

 

《书声》:在西南政法大学,你学法律专业,但为什么后来没从事法律工作,而是从事文字创作?

羽戈:说来话长,先说我为什么选择学法律。记得写过一篇回忆文字,陈述此事:1991年,我的家乡颍上遭遇洪灾,下发到某乡的救灾款被乡领导侵占截留,该乡民众不堪凌辱,在一位中年教师的率领之下多次到县、市上访,据说有一次开拖拉机撞坏了县政府的大门。最终,这位教师及其他几位主要犯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以下不等。判决出炉,司法人员专门到我就读的某高中做了一次普法教育,极力控诉犯罪人的穷凶极恶。那场报告,我一句话都没有听进去,只记得报告人畸形的门牙和张狂表情。那时我还在思考,将来进大学是读中文系,还是法律系,长久徘徊不定,一年以后,我选择了后者。少年时节,在一个封闭、保守的专制主义县城,见惯了太多的不平事,生出了匡扶正义的奢想。可行路径有二,一是法律,二是新闻。入大学,只能择其一。四年磨砺,对中国司法彻底失望,于是在大四那年弃法而从文,进《重庆青年报》,复燃新闻人的梦想。其实,法律与新闻,何者离罪恶更远,离正义更近,至今难以说清。

 

《书声》:但看你早期发表在天涯的文字,有不少诗歌,而现在在媒体上看到的,更多是你的时评,这种创作转变,对你意味着什么?是出于生计,还是出于文体表达力度的考虑?

羽戈:2002年以后,就极少写诗。远离诗歌,曾找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,即柏拉图的理想国不欢迎诗人。更现实的理由则是,在今日中国,苦难遍地,抒情可耻。诗性若不沉淀为理性,便无助于我们认清现实的幽暗。我的写作路线是,诗歌、随笔、书评、影评、时评,同时在写学理化的论文。转向时评,确实有为稻粱谋的意思,另一方面,则看重时评的话语力度。如果说诗歌像催泪弹,那么时评就是黄蜂尾上针。

 

《书声》:你觉得写时评,对现实有多大的作用?它能改变现实、指导现实吗?

羽戈:时评对现实有什么用?必须有用吗?我对时评这种文体的定位,就是速朽,与其所批判的恶事物、现象一起尽快腐朽。时评的价值,不在于解决问题,而在于提出问题。解决问题是肉食者们的事。假如时评家越俎代庖,还要人民供养的肉食者作甚?时评重在“言”,若以“行”来评判时评的功用,正如以医生的标准评判教师,以妓女的标准评论官员,明显错位。

 

《书声》:这个意思也有很多时评家提到过,他们都感到自己在现实面前,文字的无力感。

羽戈:在枪杆子面前,文字从来都是无力。文字不可能改变多少现实,更只可能改变我们的心灵。'

 

《书声》:你曾说刘小枫《拯救与逍遥》给过你如遭电击般的感觉,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?这种感觉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?后来和刘小枫的“决裂”是价值观的决裂?还是对其表达文本的跨越?

 

羽戈:思维的电击。不怕你笑话,我进大学之时,脑袋里面还是一团浆糊,满是高中政治教科书的荼毒,居然还对辩证法情有独钟,逢人便说好。读高中,我的启蒙书籍,是鲁迅,是尼采。事实上,这些书用来启蒙并不健康,一半是蜜糖,一半是毒药。容易将青年人从一个极端推向另一个极端。我读刘小枫《拯救与逍遥》之前,思想正处于迷惘期。刘先生的书,教会我如何思考。后来之事,说不上“决裂”。我们成人了,总要走自己的路。如果跟随引路人一直走下去,则此人恐怕一辈子都无法成熟。我从2002年读刘先生的书,读基督教经典,读韦伯,读施密特,读施特劳斯。大约在2006、2007年,才渐渐走出他的“阴影”之笼罩。我的感觉,施特劳斯及其政治哲学,与蒋庆先生的公羊学一样,邪气太重。如果让我推荐书目,我建议朋友们可先读章太炎、刘师培,再读王闿运、廖平;先读钱穆,再读蒋庆;先读托克维尔、伯林,再读施特劳斯。

 

《书声》:同为80后作家学者,同样被人称为“公共知识分子”,韩寒的表达是戏谑式的,甚至有点玩世不恭的味道,而你却不同,我觉得你的风格是严谨的、内敛的,甚至带着苦难般的苦涩,在当下肤浅、娱乐至上的时代,这会不会注定了你的“听众”很少?你有没有尝试过进行改变和突破?

羽戈:我有一个朋友,送了我一本哈维尔自传的复印本,他在前面写了一句话,大意是,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学会忍受孤独,因为他们在本质上都是寂寞的。所以,听众多寡,不是最大的问题。至于表达方式,可能和性情有关。这是一个喜剧时代,自然更欢迎喜剧化的表达。我未尝不想幽默,不想举重若轻,可是,直面许多社会难题,实在幽默不起来。

 

《书声》:你觉得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落,前景在哪里?读书人的独立思想是否在体制局限中就真的无所作为?

羽戈:知识分子应该放下身价,尤其是道德负担。我以为,作为一种职业,他们和农民工没什么区别,甚至他们写一年的文章,还不如农民工修一个月的路。如果知识分子还时时梦想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请命,其结局,往往是出师未捷,自己先饿了肚皮,做了炮灰,丢了小命。独立思想和体制没有必然关系。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不乏奴性,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照样有精神高洁之士。外在的身份(譬如你在哪里工作)从来都不是问题,在这样的时代,我们必须拥有一个无比坚挺、强硬甚至冰冷的精神世界与冷若冰霜的外界对抗。

 

《书声》:我注意到,在你最开始中的两本书《从黄昏起飞》、《穿越午夜之门》中,电影评论占了非常大的篇幅,特别是《穿越午夜之门》干脆就是影评集,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,电影给了你剖析社会和人性的有效途径?

羽戈:《从黄昏起飞》是对青春的一种告别,一种纪念。所以我选文章的时候,各种文体都有所顾及,生怕遗漏了某一种,因为这种书一生只出一本。电影陪伴了我寂寞的青春,自然要占据重要的版面。其实它只是一个媒介,我的影评写法,属于六经注我,电影是媒介,书籍是媒介,足球是媒介,甚至历史也是媒介,重要的是把我的观念表达出来。

 

《书声》:在当下公共知识分子中,有不少人曾因为其对现实的发言被主管部门点名批评或者干脆辞退,比如长平、刘原等,这是否意味着公共知识分子必然要承担更多的社会风险?如何去化解这种风险?

羽戈:你要出名,要影响社会,自然要承担相应的代价。今日如此,一百年前,同样有些报人因言论问题被囚禁,被驱逐出境,乃至被杀头;中国如此,西方亦然。这属于职业风险,无法化解。最佳的化解之道,就是你不要当公共知识分子。这年头,干什么都有风险,当警察,怕杨佳;当法官,怕朱军;老老实实装嫩呆在幼儿园,还有郑民生呢。

 

《书声》:在很多场合中,你称自己是“宪政主义者”,你觉得“宪政”的精神内核是什么?

羽戈:法治为骨骼,自由为细胞,民主为血液,分权为肌肉(独立的司法权为附丽其上的保护膜)。打个通俗的比方,宪政就是将统治者关进民主法治的笼子,再低俗一点,宪政就是给总统的小鸡鸡戴上民主法治的杜蕾斯。

 

《书声》:非常形象的比喻。百年前,梁启超、孙中山、杨度们为“君主立宪”还是“民主革命”而争论不休,在唐浩明《杨度》一书中,曾借一日本老人之口,说中国只能行“君主立宪”,不能行“民主革命”,因为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信仰佛教和儒教,佛教等级森严和儒教忠君的思想早已植入国人骨髓,而一旦行“民主革命”,中国必然大乱。现在有一些史学家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,你的看法是?

羽戈:不赞同。文化对人性的熏陶是一个因素,但绝不是决定性因素。传统之中国人,受佛教与儒家思想影响最深。不过,这些影响,有多少保留到了今天呢?像文革这般浩劫,等于对人性的一次大洗牌,所谓传统云云,早被洗白了。今日之国人,属于信仰的空窗期,你在里面放什么都可以。自然,宪政是其中一种养料。

 

《书声》:但中国后来的情形从某种程度上证实了梁启超的预言,袁世凯复辟一死,中国立刻陷入军阀混战。

羽戈: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,不是因中国不适合民主,而是因民主在中国的普及还不足。

 

《书声》:从写作《百年孤影》到出版,历时多久?全书有没有因为不可抗拒的因素,而做了删节?

羽戈:最早写杨度,在2006年;改最后一稿,在2010年春节。本来是七篇文章,我把《萧公权的宪政观》删了,那篇文章谈到修宪,有所影射。确实担心因政治原因波及出版,上一本影评集已经遭此劫难,不愿重蹈覆辙,再挨一刀,于是缩了小头。所幸,余下六文,几无删节。必须感谢出版方的信任和责编小姐的坚持。

 

《书声》:《百年孤影》单单写六人,而这六人在近现代史上也是诽誉参半,他们也一直是被看作“历史的失败者”,从而被打入历史冷宫,你写这六个人,有什么特别含义在里面吗?

羽戈:吴经熊恐怕算不上广义上的失败者。自然,他们都是争议人物,我原拟了一个副题,即“重审近世的争议人物”。我之重审,不在于史料上的翻案——无此能力;更侧重于视野上的翻新。

 

《书声》:这六个人,是否也是你研究中国宪政的一个蓝本?

羽戈:是,应该还会写下去,如宋教仁、黄兴、严复、陈炯明等。除了以人物为切入点,还打算从事端、思潮入手,如民初的数次制宪,1920年代初的联省自治浪潮等。

 

《书声》:你现在主要的研究方向除了宪政,还有哪些?

羽戈:除了关心宪政,还有足球、电影、美女。

 

《书声》:很多关注宪政的知识分子,最后都皈依了基督教,比如王怡,宪政和基督教是否存在必然联系?

羽戈:无。举例来说,就像两个人走得很近,每天勾肩搭背,时间长了,人们以为他们是兄弟。事实上并非如此,他们并无因果上的血缘关系。可以说,基督教精神是宪政主义的一个源头。然而,舍此源头,宪政主义照样能扎根成长。宪政不是基督教国家的专利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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